恰恰相反，法官检察官对此评价普遍不高，网络上不时传出法官检察官辞职的消息，似乎是这些方案受到了冷遇。

这些不同的改革方案，不能简单地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哪个好哪个不好，只要是充分体现出将中央改革精神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就是适当的、好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出现了一些各地政策不一、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与民争利以及生态环境等负面问题。

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解决。在全国性的步伐一致的司法改革启动之前，为因应难解的矛盾，全国许多地方司法机关，或在上级司法机关批准或授意下，或在本地党委支持下，早已启动本地区、本单位的司法改革。加之，省级政法委系统并不是一线办案单位，对一线法官检察官的感受并不直接了解。类似情况还有广东佛山以及其他省份的基层司法机关，为十八大以来全国性司法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所以，我们可以说需要文明司法，但不会提出文明科研的要求。

②参见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部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在于推动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一切学术自由都须在尊重学科规范的前提下进行，法律学的学科规范是尊法、崇法、尚法、用法。

法律的经典并非只是西学大儒的宏论与巨著，还应是一国立法者依据法律程序制定的法典，在西方还应包括法院的判例。宪法解释规则不同于宪法解释方法。法理虽非二物，但其精义不出经与典。一些评论虽然立意高蹈，实则缺乏专业素养，蹈空袭虚，似是而非，为害大焉。

注释: [①] 严羽著，胡才甫笺注：《沧浪诗话笺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页。宪法解释方法是方法论，在实行违宪审查的国家也是一种司法哲学，即法官视何者为解释的权威依据，何者作为解释的权威才具有正当性。

据器而道出，无器而道毁。第二，更为隐秘的事实是宪法信仰从未深入人心，解释理论并未内化为研究者的行动自觉，说明宪法虚无主义与宪法虚伪主义根深蒂固。严复生存的环境是拥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老大帝国，其理论与制度参照是儒学正统与封建帝制。[⑩]  严复：《政治讲义》，载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260页。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奉行家国一体。[②]中华书局编：《魏源集》。前述住宅自由的解释悖谬之所以频出，原因在于对何为规范目的不甚了了，仅凭臆想，说明解释并未遵守解释规则。尽善尽美并不一定是评价某种制度的恰当尺度。

对观念的因袭不能成为淡漠法律教条的借口，学术自由不能成为无视法律规范的遮羞布。帝王家天下，视天下为家。

法律学的终极目的是通过独特的技术因素与法的政治因素划清界限，并为政治发展提供评价标准，接引正义。那种仅将宪法解释视法院专司的理论极大地遮蔽了宪法解释的空间，宪法政治实施视而不见。

摘要:  法治进程、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相辅相成，彼此映照。自国人睁眼看西方以来，在众多西学介绍者之中，有西学第一人和西学圣人之称的严复影响至最。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②]成就法律科学的既有对正义理念的抽象探寻，更离不开对实定法律规范的形式尊崇。以宪法实施与宪法解释为例，由于我国缺乏违宪审查，司法中心主义视宪法解释非法院莫属，导致宪法解释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理想的达成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对法治内涵的体认决定着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

而清末立宪失败导致学未尽用，更是引为憾事。[⑦] 参见【英】迈克尔.赞德：《英国法》，江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212—214页。

对于尚处于法律初创时期的我国，依法治国所呼唤的并非天国的正义，而是人间的法律。摒弃政本艺末之腐论，宪法解释及如何解释宪法当为我国宪法实施枢机，亦为学术研究正鸪，还是宪法教育教学的主要方向。

因无力解释而抛弃总纲、社会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宪法不符合时代精神，将失去四十几个条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苏区开启的社会主义宪法实践是提炼这一传统的重要依据。

西儒史华兹曾将《群己权界论》的译名作为严复重群轻己，[⑨]受东方思想支配的证据。结语 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是艺术的流行术语，[11]它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倡导形式之于绘画的价值，并长久引领艺术创作和发展。目的—意图解释与文字解释。正如美国法律史学家伯纳德.施瓦茨而言：‘天堂无限美好，约兰斯还是来到人间。

该理论认为绘画的线条、色彩与构图是艺术本身，再现即作品的内容、主题和故事居次要地位，其核心是倡导艺术自治。我国宪法序言和第五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三、克服司法中心主义与伪西学 过分依赖域外理论是导致宪法解释空间被遮蔽的主要原因，以西方宪法为标准剪裁我国宪法的历史应休矣。这需要区别解释方法与解释规则，以解释规则支配解释实践。

[④] 我国法学并未经过形式主义的严格洗礼，舍弃以规范为中心的社会学与哲学方法属于旁枝末节，无法擎起法律主治的大旗，更无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这已成为宪法解释理论在我国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立基于形式主义之上的解释学根基远非牢固。[③] 【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7页。来源：《中国国情国力》2015年第4期。这是因为，独立的评价能力是一切学科的立足之本。

政治机构包括人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党和普通法院（区别于宪法法院）。受悲观主义情绪支配，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不实行违宪审查，宪法解释理论如同海市蜃楼，画饼充饥。

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理论仍旧停留在方法论的哲学探讨层面，虽名为解释学，实则依然不脱法哲学的窠臼，是哲学方法这一幽灵在解释学领域的再徘徊。时间已走过了启蒙时期，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然建立，超越抽象正义，对法规范形式本身的探究应成为依法治国的主流。

自由、正义、公平、法治是透过法律规范体现的，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依然是法学的正统。司法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宪法。